亚投行如何避免得不偿失

亚投行如何避免得不偿失？

作者张庭宾认为，亚投行能否实现中国的预期目标并不容易，如果处理不慎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近日，加入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无论数量和重量都超过了预期，令很多中国人深感自豪。但如果要冷静地分析，亚投行能否实现中国的预期目标并不容易，如果处理不慎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亚投行是“一路一带”战略的重要金融支持平台。此战略的初衷是：中国产能过剩，也希望人民币走出去。

因此理想的设计是：通过亚投行向一路一带沿线国家贷款人民币，它们再向中国购买钢铁水泥等建材，或接受从中国转移出来的过剩产能自己生产，中国回笼人民币再购买这些国家的原材料。这些国家在获得人民币后，再购买中国的商品和投资品……如此形成一个对双方有利的良性循环。　　但现实技术操作中，这个循环要过如下几关：　　1、人民币成为主要交易货币需要亚投行多数份额票批准，英德法等欧洲国家能否认同仍是问号。　　2、如果仍使用美元，则对人民币国际化意义大减。同时鉴于人民币高位，这些国家在卖出原材料获得美元后，可能去购买其它地区较低价格的商品和投资品，难以形成持续循环。　　3、亚投行贷给的项目投资者，它们的信誉和能力能否保障有投资回报，如何避免坏账烂账；　　4、“一路一带”的几个关键节点，比如南海、缅甸、也门、伊朗和乌克兰等地存在缘冲突和隐患，一旦发生类利比亚战乱危机，投资贷款的风险如何防范？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果亚投行主要执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那么我们对资本项目要不要放开，放开到什么程度？不放开，这些人民币只能回到中国购买建材、商品和投资品，当然对中国金融安全有利。但是，人民币使用不够方便，它国未必喜欢。　　相反，如果为了人民币走出去而放开资本项目自由化，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楼市出现拐点、政府企业债务负担空前，人民币处于高位、国际热钱大规模外流、原来粗放外延式增长模式开始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将面临金融安全风险的空前挑战。　　还有一个战略问题需要考虑清楚：亚投行加快了较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它们会不会对尚未转型升级成功的中国产生直接竞争压力，会不会加快地球有限的资源被加速开发，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地球资源供给有限性与人类消费消耗快速膨胀间的不平衡。由此激化对大国间争夺地球有限资源的矛盾。　　有一个是非常明确的，亚投行应该重点扶持国内过剩产能向外转移，这不仅可以降低运输消耗，提高当地工业化水平，也可以带动当地就业。对中国而言，也可以增加国内产能所有者收益，避免对国内造成更大的环境污染。　　因此，我们认为，在亚投行的操作中，应该避免类似国内政府以GDP为目标大跃进式的投资，而应该以获取资源为目标，提高投资效率，确保投资效益。否则，在外面忙活一场得到一堆烂账，而国内却因为资本项目自由化——金融城门大开，而被偷袭丢失了大本营，那就得不偿失了。　　推荐阅读>>>　　邓金晋：亚投行成员确定 金融格局风云起　　许一力：亚投行博弈背后需要考验的中国平衡术

亚投行开放包容全球金融合作赋新意　　4月1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认名单正式公布，总计达57个。目前来看，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包含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有4国：中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二十国集团成员中有14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土耳其、韩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正如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所表示的，亚投行是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银行，虽然接收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截止，但今后仍会继续吸收新成员加入。　　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和担当　　亚投行是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根据2014年10月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总部将设在北京。　　关于股权分配，亚投行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权。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几成定局。当然，随着成员国数量增加，每一个国家的股权占比都会下降，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将为亚投行提供必要的资金，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是担当。”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的这番话，实际向外界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会遵循国际通行准则，不会以老大自居。　　中国一直坦承亚投行是个开放、包容的平台，正是这种务实而真诚的态度，打消了很多国家对于是否应当加入亚投行的疑虑，出现西方国家抢搭亚投行“顺风车”的场面。　　中方作为亚投行发起方和东道国，担任谈判代表会议的常设主席，承办会议的成员国担任当次会议的联合主席。秘书处从专业角度为章程谈判提供技术支持。　　据介绍，从组织结构上看，亚投行将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亚投行将是高度精简的机构，从全球招聘专业人员，对腐败实行零容忍。另外，亚投行不以减贫为主要目标，而是要投资准商业性的基础设施，实现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　　全球金融合作赋新意　　亚投行的创立具开创性、令人耳目一新，首先在于这一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是由发展中国家倡议、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平等参与。长久以来，“居高临下”和“设置前提”等思维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挥之不去，“南北对话”实难畅通。而眼下，发展中与发达经济体平等参与全球金融合作渐入人心。　　南南可持续发展指导委员会亚太委员会主席蔡鄂生认为，中国倡议“一带一路”战略、倡导设立亚投行，传递出合作、包容、共赢理念。　　这个“新”还在于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源于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改革开放30多年带来的经济腾飞，让中国在发展理念和路径上积累了较多经验，其中，“要想富，先修路”，大力兴建基础设施可圈可点。在全球金融合作中，“南南合作”涉及务实领域，也包含经验分享。可以说，中国的经验分享将助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与繁荣。　　据估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基础设施如果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基建投资。专家普遍认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庞大资金需求，而现有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规模都远不能与之匹配。显然，亚洲基建这一大市场商机无限，令亚投行成为区域内外经济体谋求合作的新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说：“亚投行不是一个政治产物，并不是根据政治利益或目的而产生的，而是出于亚洲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考虑。”　　日本前财务大臣藤井裕久认为，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因为这将对日本包括土木在内的基础设施行业带来正面影响，而这些行业也对日本加入亚投行抱有期待。藤井强调，亚投行扮演着大规模合作机制的重要角色。各国建立友好关系是对和平作出贡献的正确道路，这就要求日本须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携手，推动亚洲地区共同发展。　　原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不久前卸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的筱原尚之说，亚投行是亚洲国家的金融机构，日本作为亚洲国家的一员，结果将是“不得不参加”。经济学家加藤义喜也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加入的问题，而是何时加入的问题。　　越南外交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陈越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亚投行具备诸多优势，将促使国际金融机构推进改革和提高效率，并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融资实力。　　此外，外界今后还可从“创新”这个角度审视亚投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就表示，亚投行将是由所有成员通力合作共创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将会广泛代表各成员利益，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发展机构的良好做法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全球两大多边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表示，欢迎亚投行这个新伙伴并愿意与之合作。可以预见，世界将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这股全球金融合作的新风。（上海证券报）

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有多重深意　　先说说媒体上流行的关于德国 、法国 、意大利等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的评论，多数犯了几个错误。第一，认为这些国家仅仅是欧洲国家，忽视了他们的欧盟身份。第二，一些评论很重视这些国家的“七国集团”身份，其实，七国集团是“夕阳”集团。早在2009年匹兹堡G20峰会期间，G20就宣布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以间接的、给面子的方式宣布了G7不再是管理全球经济的小多边机构。第三，对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原因仅从利益的角度出发。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有利益诉求的美国和日本在亚投行问题上是反对派，仅从“利益”来分析重大国际问题，存在局限和无力。　　欧盟国家为什么加入亚投行？在多年与欧洲人打交道的基础上，我的分析可能有些与众不同。除了英国 ，德法意等加入亚投行的最主要考虑不是别的，而是亚投行的多边主义属性。亚投行是最新的多边机构，是新的国际组织。欧洲人认为，在全球治理最困难的时刻，是中国以此支持多边主义。欧盟前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即所谓欧盟“外交部长”)索拉纳最近在题为《中国与全球治理》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发起的多边主义进程(指亚投行等)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欧洲，以及美国，特别是美国，一定要克服他们对中国的战略上的不信任。西方一定不要浪费机会参加和塑造这些进程，以便最大限度地从中受益。”　　多边主义是外交政策领域“欧洲价值”的一大核心。欧盟是当今世界的多边主义秩序的主要塑造者之一。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显然正中欧洲的下怀。欧洲不仅是搭亚投行的便车，更是通过加入亚投行肯定和鼓励中国搞多边主义。　　除了这一点，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最深层考虑是什么？我认为是全球化正在进入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美国或许不再是主要的驱动力量，甚至也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是整个亚洲。欧洲因为全球化而焦虑，一方面考虑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寻求新的方法管理全球化，尤其是管理中国等驱动的全球化。　　“全球化”不是新现象，源远流长，但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化，却是崭新的全球化，与历史上的全球化存在根本的大不同。全球化之所以进入新阶段，关键在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对外开放”让中国发生了可以叫做“被全球化”的巨大改变，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的世界历史的最突出内容。而今日的中国是“全球化了”的中国。可以说，中国“被全球化”仅仅是新的全球化的上半场，上半场是相对容易的、过程相对简单，解读起来、对付起来也相对容易。如今是全球化的下半场，是“中国全球化世界”。2013年至2015年，中国政治最顶层“一带一路”的外交决策，就是“开放对外”，即中国开放世界、中国开放全球。比之“对外开放”，开放世界更加困难、过程更加复杂、解读起来相对困难。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法国《回声报》发表《参与新丝绸之路建设》一文，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辩护，建议欧洲对中国的这一计划作出积极回应。德维尔潘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形势和重心已发生改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中心。而中国也在探索推动全球化的、不同于以往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新方式。“真正能反映出当前全球化新趋势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并作为经济和外交优先战略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旨在重现唐朝时期东西交流的盛景，同时为中国解决一系列自身重大挑战提供灵活框架。”他进一步认为，“‘一带一路’将引领新一轮多边主义合作潮流。”　　欧洲参加亚投行还可以完全依据欧洲目前价值观和世界观演变来做深入解读。在欧洲，有许多“美国衰落”的有力论述，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用欧洲历史解读美国。欧洲历史上的帝国，包括“大英帝国”，没有一个不是从如日中天到衰落。关于这一点，似乎主流的欧洲学界都有相当的共识。　　在美国走向衰落的情况下，大多数欧洲国家却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美国，尤其是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也用军事保护来说服欧洲人不要远离美国。但欧洲人不再认为美国是绝对可靠的。他们在看着全球的“权力转移”，他们也不得不在美国和亚洲之间做出各种组合性的选择和行动。欧洲加入亚投行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时刻，从一个小小侧面反映了欧洲人对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判断。　　欧洲许多国家是所谓“中等大国”(也有译为“中等强国”)。“中等大国”的去向决定世界秩序。传统上，“中等大国”的一个特性是在超级强权之间摇摆，“两面下注”。但欧洲的无论中等大国还是中小国家，早已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在军事实力以外足以匹敌超级大国的欧洲联盟。所以，欧洲不再简单“两面下注”，而是可能会与超级大国形成平起平坐的新的全球关系，控制和管理世界秩序。欧盟其实和美国构成一种联合霸权，但可惜，这一联合霸权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比如欧洲更强调构建国际规则的多边(民主)途径，导致全球治理，而美国则更强调霸权的全球统治。统治和治理不同，全球统治和全球治理不同。推动全球治理的欧洲更符合中国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而继续谋求全球统治的美国则与中国的价值、目标和利益不符。　　目前，许多人在“唱衰”欧盟和欧元。确实，欧盟和欧元面对着许多严重而尖锐的问题。欧盟和欧元的问题是“革命”不彻底，革命尚未成功。但他们代表了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上的一个正确方向——以地区范围内的联合和超越保守的国际体系再造符合时代的新的世界秩序。　　中国注定引领21世纪的全球化。也许这一判断过分乐观。但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2015年3月在北京说，当今世界，任何单个国家的力量都无法维持和建设世界秩序。那么，中国与谁一起维持和建设世界新秩序？欧美在亚投行问题上的不同反应，给了我们一个及时的提醒：在共建真正意义上的、合理的、公正的、全球的(即包容的)世界秩序上，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才是中国真正的战略伙伴。　　2015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目前是欧盟的一个低潮和困难时刻。中国不能短视，而要看到欧洲的战略重要性。中国若是在此时真正坚定地与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中欧将在塑造未来世界秩序上占据中心地位。（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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