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实验室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中国的金融实验室：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获批，使得温州再次成为了中国金融界关注的焦点。在这次改革试点当中，温州被赋予了探索民间金融发展道路的重任，而社会各界对它的期望则远不止于此，在许多媒体看来，试验区的设立是中央政府推进综合性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这一预期足以令人兴奋。　　上述关于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使命的设想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在“特区”开展试点，然后将其中成功的政策措施在其他地区加以推广，这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传统策略。经济学经常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它在政策结论上的不确定性——“九个经济学家可能给出十种政策建议”，而这一状况的形成，除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经济理论的相对孱弱之外，缺乏类似自然科学中的试验体系对理论的正确性加以校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中国的经济转轨这样庞大的经济工程，缺乏实践检验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风险很有可能是致命的，于是各类“特区”或“试点”就变成了经济政策的实验室，成为以渐进试错策略推进改革开放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将改革措施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内，政府可以有效地降低失败的风险，而试验区比外界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员素质和较为典型的经济结构也使得它很适合于担任改革的试验田角色。　　纵览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我们很容易在其中找到其前辈的典型特征：特殊优惠政策、更高的对外开放度与特殊的行政管理体系。对于经济试验区，最为关键性的构成要素就是政府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不仅是某种全国性改革的前奏，而且也常常是给这些区域带来独特竞争优势以吸引某些经济要素聚集的重要手段。试验区方案中支持民间资金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等鼓励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的政策，无疑会吸引民间资金进入试验区，这无论对于温州的长期经济发展，或缓解其民营企业当前的资金困局，都必定会有很大帮助。不过对于经济试验区而言，在区域要素流动上始终存在的一个悖论是，政府既希望有足够的经济要素进入试验区以充分探索试点政策的可行性，又不希望这种要素流动的规模过大而使得相关政策突破了“试验”的性质。由于资金远超越一般经济要素的流动性，如何防范试验区的政策效应过度外溢而导致风险失控肯定是政策当局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在温州范围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中开展利率市场化试点的建议未能获得批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改革同等重要的另一个概念是“开放”。对于很多经济试验区，对外交往的便利都是其优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试验区功能本身的固有需求。在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背景下，许多经济试验区的经济特征是外向型的：它们是引进发达国家资金与先进经验的窗口，也是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链条。与此同时，在特定对外经济活动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并且因此导致某种潜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下，给予对外经济交往的自由对于试验区实际上也是除了现金之外最为有效的补助手段。在这方面，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同样具有类似的特征，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在表现上有所不同。一度被叫停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重新获得了认可，成为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一个试探性步骤。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试验区，温州市这次在对外开放上所获得的自由度更多地是在“走出去”而不是“引进来”方面。这反映了中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变化。　　除了公开的优惠政策之外，大部分经济试验区还获得了另一种潜在但极为有效的支持，那就是它们的行政管理架构。这些行政管理机构通常是基于试验区的政策目标而专门设计的，并且配备了高级别的官员，具有很高的政策审批权限，因此在相关领域具有更高的决策与执行效率，这也使得试验区在与其他同级别行政区域的经济竞争中能够处于有利位置。需要指出的是，经济试验区的主管部门在行为目标上也与普通行政区域的管理者有着显著的区别。正如前面所述，试验区的基本功能是充当改革的实验室，起“带动与辐射”作用，经济收益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目标。因此虽然GDP、财政收入等数据也经常出现在试验区主管部门的报告当中，但它们仅仅是用于说明其改革与发展水平的间接指标而不是建立试验区的最终目的。在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中，温州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新设也是一个亮点。作为承担试验区行政职能的管理机构，“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是归口温州市金融工作办公室管理的事业单位，核定编制15名，其中主任由市金融办主任兼任，主要职责包括股权投资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寄售行和其他各类投资公司监督和管理。这一全国独创的管理机构的运作模式和绩效值得人们拭目以待。　　不过在上述所有描述之外，对于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大部分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仍是在其基本功能上：试验区能否很好地实现其作为中国的金融实验室所承担的种种使命？如何将民间资本纳入现有的金融体系，或者干脆为之重新打造一个架构，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一方面，温州人特有的精明和勇气在获得了足够的自由度之后，很可能会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中有所突破；但另一方面，温州向来是以敢于在获得明确的批准之前“先行先试”而著称的，因此如果仅仅是授予其之前的实践以合法身份，对于前者能有多大程度的推动则很难说。但无论如何，即使未来的产出不可预测，实验室的设立本身也给了我们以足够期待。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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